文/袁晨钧  王琳琦  张朔

　　在日本，涉税犯罪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大型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采取复杂且隐蔽的避税手段。它们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便利，精心设计复杂的业务架构和财务安排，通过转移定价、利润转移等方式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地区，从而减少在日本的纳税义务。另一方面，个体经营者中也存在不少因纳税意识淡薄而偷逃税款的现象。这些个体经营者可能对税收法规缺乏足够的了解，或者心存侥幸，故意隐瞒收入、虚报扣除项目等，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
　　一、案例聚焦

　　在众多案例中，日产汽车公司税务违规案引起了广泛关注。2018年11月，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殊搜查部以涉嫌违反《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对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戈恩展开调查。此前，东京地方检察院怀疑他虚报自己的收入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少申报收入的金额被认为高达上亿日元。2019年10月29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国税局指出，日产汽车公司在截至2014年3月底的3个财年中漏报约1.5亿日元，而这些漏报可能与戈恩的挪用公款行为有关。戈恩被指在董事报酬名义以外，存在诸多不当支出，比如向自己出生所在国的大学进行捐赠，捐赠的金额超过200万美元；2003年起的10年以上时间，以无实际业务的顾问报酬名义，向其姐姐支付逾75万美元等；而日产将此类支出作为经费共计入约1.5亿日元。在发现这一严重问题后，日本税务警察迅速行动，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他们深入调查日产公司的财务状况，对大量的财务文件、交易记录以及内部账目等进行详细审查。同时，与公司的财务人员、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了严肃且深入的询问和调查，要求他们对各项收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作出详尽解释。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调查工作，最终确定了日产汽车公司的税务违规事实。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日产汽车公司补缴巨额税款，并缴纳相应的罚款。面对确凿的证据，日产汽车公司不得不接受处罚，完成了补缴和罚款支付。
　　无印良品母公司的税务争议案也具有典型性。2010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际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无印良品母公司的国际税务筹划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作为一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跨国零售企业，其海外业务拓展迅速，国际布局广泛。然而，在其全球运营过程中，日本税务部门发现无印良品母公司在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之间的转让定价安排上存在较大争议。例如，在与外国子公司的交易中，无印良品母公司向外国子公司提供商品的货款及收取的商标权使用费定价被认为过低。这种定价方式致使利润可能不合理地转移至外国子公司，从而减少了无印良品母公司在日本本土的应税利润，对日本的税收收入产生了影响。为了彻底查清这一复杂的税务问题，2015年左右，日本税务警察联合国际税务专家展开了全面且深入的调查。他们对无印良品母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财务数据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梳理，特别着重对涉及不同国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数据进行了详尽分析与比对。与此同时，积极与其他国家的税务部门开展紧密合作，通过信息共享以及协作交流，获取了大量有关无印良品海外业务的详细信息，以此来更精准地确定合理的转让定价。经过多轮艰难的调查以及复杂的谈判协商，2020年左右，无印良品母公司最终与日本税务部门达成协议，同意对其税务安排作出相应调整，并补缴了约21亿日元（约合1.36亿元人民币）的税款。
　　本庶佑税务问题案同样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年，日本税务部门在对名人收入的常规监控中，发现著名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本庶佑的税务申报存在问题。本庶佑作为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其收入来源除了常规的教授薪资外，还包括专利使用费等。然而，经调查发现他在申报纳税时，存在部分收入未如实申报的情况，其中涉及与小野药业围绕抗癌药物欧狄沃（opdivo）的专利使用费。本庶佑此前因专利使用费过低而拒收该费用，但日本大阪国税局判定，此委托金基于有效合同，应属于本庶佑的收入，由此其涉嫌在截至2018年的4年间约有22亿日元（约人民币1.4亿元）漏缴税额。税务警察迅速对本庶佑的相关事务展开全面调查。他们通过合法程序收集了大量的合同、协议以及与专利费相关的文件等关键资料，以核实本庶佑的真实收入情况。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本庶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税务问题。最终，本庶佑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补缴了税款，并缴纳了相应的罚款。

　　二、法律法规

　　为了有效应对涉税犯罪，日本建立了一系列严密的法规和措施。
　　首先，《打击税收犯罪法》为税务警察提供了执法基础。这部法律赋予了税务警察明确的刑事调查权，从根本上确立了他们在打击国税犯罪领域的合法地位和权威性。在职责与权限的明确方面，该法详细规定了税务警察在调查税收犯罪案件中的具体职责和权限范围。例如，税务警察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深入调查，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以确定其是否存在税收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法律还明确了在何种情况下税务警察可以采取诸如询问、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具体实施条件和程序要求。这不仅确保了税务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能够有效地打击税收犯罪，同时也对他们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
　　在执法程序的规范方面，依据《打击税收犯罪法》，税务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循严格的特别司法程序。从案件的立案阶段开始，税务警察就需要对案件的线索和证据进行初步审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启动正式的调查程序。在调查阶段，税务警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询问、检查等活动，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于需要行使强制调查权的情况，更是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和审批程序。例如，在进行搜查嫌疑人住所、扣押相关证据等行为时，税务警察必须事先向法院提出申请，并获得法院颁发的调查批准书，严格遵循批准书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序进行操作，不得擅自扩大或违反。这种严格的审批程序，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重视和保护，确保税务警察的执法行为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和社会的监督。
　　其次，各单行税法如《所得税法》《法人税法》《遗产税法》等，为税务警察的执法工作提供了具体而细致的指导。这些单行税法详细规定了不同税种的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应税行为、税率、税收计算方法及税收优惠等内容。税务警察在调查案件时，需要依据这些具体的税法条款来判断纳税人是否存在未履行纳税义务、虚假申报、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例如，根据《所得税法》的规定，税务警察可以确定纳税人的应税所得范围、扣除项目以及适用税率等，从而计算出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进而判断其是否存在偷税行为。同时，这些单行税法也为税务警察在具体案件中确定纳税人的违法事实和应纳税额提供了明确的依据。通过对纳税人的财务报表、交易记录等资料的审查，结合单行税法的规定，税务警察能够准确认定纳税人的应税行为是否符合税法要求，以及是否存在少报收入、漏报收入、多列支出等违法手段来减少应纳税额的情况。这有助于税务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后续的处罚和追征税款等提供依据。
　　最后，《日本刑法典》中的诈骗罪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可适用于涉税犯罪，而更为具体和详细的涉税犯罪规定则主要体现在《打击税收犯罪法》《税犯处罚法》等特别法中，如偷税罪、漏税罪、逃税罪等，并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刑罚幅度。这些特别法与刑法典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日本打击涉税犯罪的法律体系。依据明确的刑罚规定，使得税务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能够清楚地知晓税收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为其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同时也对潜在的税收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有效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刑法及税收特别法的相关规定确保了税务警察执法与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有效衔接。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税务警察在完成调查工作后，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据税务警察收集的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提起公诉，司法机关则根据具体条款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这种明确的法律责任体系，使得税务警察的执法工作能够顺利地过渡到司法程序，保证了对税收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维护了国家税收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在执法措施方面，日本税务警察展现出了多元化和严谨性。一般而言，税务警察在调查税收犯罪案件时，会综合运用多种调查取证手段。首先是询问相关人员，包括纳税人、企业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以获取有关纳税申报、财务状况、交易细节等方面的信息。在询问过程中，税务警察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确保询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其次是检查纳税人的账簿、凭证、报表等财务资料，以及与纳税相关的合同、文件等，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详细审查，发现可能存在的税收违法问题。此外，税务警察还会运用实地调查、调查银行账户等手段，获取更全面的证据，以还原纳税事实。
　　在必要情况下，税务警察可依法行使强制调查权。但这种强制调查权受到严格限制，必须先向法院提出申请，获得法院颁发的调查批准书后方可实施。例如，在实施搜查嫌疑人住所、扣押相关证据等行为时，需严格遵循批准书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序，不得擅自扩大或违反。
　　此外，日本税务警察非常注重与其他部门的协作配合，进而形成打击税收犯罪的强大合力。一方面，与税务行政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作，共享信息资源。税务行政部门在日常征管工作中发现的可疑线索会及时移交给税务警察，税务警察则将调查结果反馈给税务行政部门，以便其进行相应的税收调整和征管措施改进。另一方面，与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建立了良好的协作机制，税务警察在调查结束后，能够顺利地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提供专业的税务知识和证据支持，确保案件的顺利审理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惩处。

　　三、执法挑战

　　首先，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和国际执法难题给税务警察带来了巨大压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跨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其经营模式和税务筹划手段日益复杂。这些跨国企业可能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差异，通过转移定价、利润转移等方式避税，这使得税务警察需要具备更广泛的国际税收知识和跨国调查能力，才能准确识别和追踪税务违规行为。此外，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异和司法协助问题，也给日本税务警察的执法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例如，在获取海外证据、跨境调查以及与其他国家税务机关的信息共享等方面，可能会受到法律限制和程序障碍，导致调查过程中出现信息获取困难、证据认定不一致等问题，影响执法效果。
　　其次，数字经济的兴起给税务执法带来了新的困境。在数字经济环境下，虚拟货币、电子商务、在线服务等新兴业务不断涌现，交易具有匿名性、便捷性和跨境性等特点，这使得税务警察难以准确掌握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和交易情况。例如，一些数字平台上的小型商家可能未按规定进行税务登记和申报，而税务警察在获取相关交易数据和追踪纳税人身份时面临较大困难，导致税收流失风险增加。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税务警察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新的执法环境。然而，目前日本税务警察队伍中存在专业人才短缺和技术手段相对滞后的问题，难以有效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
　　再次，纳税意识的淡薄和税务筹划的变化给税务警察的执法工作带来了困扰。部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仍然较为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逃避纳税义务。他们可能会采用隐瞒收入、虚报扣除项目、伪造账目等方式进行偷税漏税，而且这些行为越来越隐蔽，增加了税务警察发现和查处的难度。此外，随着税务知识的普及和专业税务顾问的广泛参与，一些纳税人及企业会利用合法的税务筹划手段来降低税负，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筹划方案可能处于合法与非法的模糊地带，这给税务警察的执法判断带来了挑战，需要更加准确地区分合法税务筹划与税务欺诈行为。
　　最后，复杂滞后的法律法规成为税务警察执法的障碍。日本的税收法律法规较为复杂，涉及多个税种和各种具体规定，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新的政策和法规出台。这使得税务警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和掌握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合法性。同时，法律法规的制定往往相对滞后于经济创新和商业实践的变化，对于一些新兴的经济业务和税务问题，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空白的情况，导致税务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明确的依据，影响执法效率和效果。

　　四、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数字化技术在执法中的融入。自2018年起，日本税务警察进一步深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仅局限于大数据分析，还引入了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对大量企业财务数据和交易记录的深度学习，系统能够自动标记出异常的资金流动和交易行为，为税务警察的调查提供更明确、更有针对性的线索，大大提高了调查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在处理涉及海量交易数据的电子商务企业税务案件时，数字化技术可以迅速筛选出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点，帮助税务警察快速锁定调查方向，减少了不必要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二是加深国际税收情报合作以推动执法工作。2019年开始，日本税务警察积极参与并推动了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机制建设。通过与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了税收情报的实时共享和深度分析。这使得日本税务警察在处理跨国税务案件时，能够更迅速地获取海外相关企业和个人的税务信息，有效打击了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利润转移等方式逃避税收的行为。例如，在调查一家跨国制造企业的税务问题时，通过与其他国家税务机关的情报合作，成功获取了该企业在海外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交易信息，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证据。
　　三是加快人才培养与专业化建设的速度。2020年以来，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税务执法环境，日本税务警察加大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一方面，与高校和专业培训机构合作，开设了一系列针对数字化税务执法、国际税收法规、金融犯罪调查等领域的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既懂税务又懂法律、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更好地应对数字经济和跨国税务案件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定期组织内部培训和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和资深执法人员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执法经验，不断提升税务警察队伍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通过这些举措，税务警察能够及时更新知识体系，掌握最新的执法技术和方法，提高应对复杂税务案件的能力。

　　五、成效明显

　　一是打击跨国税务犯罪取得进展。2022年，日本国税机关向检察机关共检举移送103起逃税案件，涉案总金额达100亿日元，其中25起为跨国逃税案件。在这些跨国逃税案件中，日本国税机关通过与外国税务当局的情报交换等合作方式，严厉打击不法企业相互勾结，利用它们在日本的外国法人，通过虚列手续费或进行加密货币交易等方式逃避法人税或所得税纳税义务的行为。这些成功的案例不仅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的税收损失，也对潜在的跨国税务犯罪行为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二是执法效率和准确性有所提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执法机制的优化，使得日本税务警察的执法效率和准确性得到了显著提升。立案调查的案件平均处理时间大幅缩短，从以往的数月甚至数年缩短至现在的数周或数月。同时，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准确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2023年移送案件的定罪率达到了90%以上。
　　三是纳税遵从度提高。持续的宣传教育活动和严格的执法行动，对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产生了积极影响。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纳税人对税法的认知度和遵守度较2018年有了明显提升，自觉申报纳税的比例逐年上升，税务争议和偷税漏税案件的发生率有所下降。这不仅减轻了税务执法的压力，也为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纳税人更加自觉地履行纳税义务，形成了良好的税收生态环境。■
　　[本文系北京市数字教育研究课题（青年课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安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以新质公安战斗力加速生成与提升为背景》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BDEC2024QN058 ]
　　
　　【作者简介】袁晨钧，北京警察学院治安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治安管理、数据警务和涉外警务等；王琳琦，北京警察学院治安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治安治安管理、数据警务和涉外警务等；张朔，北京警察学院治安系2022级治安专业班学生。
　　（责任编辑：冯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