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承先  金佳雯  朱俊屹

　　新西兰实行议会民主制，法律体系源自英国普通法，强调法治和司法独立。其社会秩序整体稳定，犯罪率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较低，但轻微犯罪行为仍然是公共管理的重要议题。
　　在新西兰的刑事法律体系中，犯罪行为根据严重程度分为可公诉罪和轻微罪。现行《简易程序治罪法》即是规范此类行为的核心法律，它对轻微罪的界定、执法权力及司法程序进行了规定，以确保公共管理的有效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执法环境的变化，新西兰政府在轻微罪治理方面不断调整政策、优化执法方式，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新挑战。

　　轻微罪治理的法律基础

　　在新西兰，犯罪被分为四类：第一类犯罪是指不判处监禁刑的犯罪；第二类犯罪是指可能判处的最高刑期在2年以下监禁刑的犯罪；第三类犯罪是指可能判处的最高刑期为2年或者2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第四类犯罪是《刑事诉讼法》附件1特别列举的犯罪（一般都是罪行严重或影响很大的犯罪）。轻微罪通常属于第一类或第二类犯罪。
　　《简易程序治罪法》对轻微罪的界定采取了列举具体违法行为的方式，而非提供统一的抽象定义。根据行为侵害法益的不同，新西兰《简易程序治罪法》对轻微罪行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共涵盖11个类别，分别是：违反公共秩序罪，侵犯人身或财产罪，喷漆罐相关罪，类同伪造或欺诈罪，官方信息相关罪，恐吓、妨碍及阻挠警察执行公务罪，猥亵罪，游荡及非法侵入罪，类同滋扰罪，侵权罪中搜查、逮捕及管辖权相关规定。该法主要规制社会危害性较低、不需要正式公诉程序即可处理的违法行为，从而维护公共秩序、社会安全及道德规范。
　　轻微罪的法律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该法避免使用宽泛、模糊的概括性罪名，而是采取条款列举式立法，以确保执法的明确性。例如，第14条规定“持有入室盗窃工具”需满足“无法提供合理解释”这一条件，避免了警方因嫌疑人持有可疑物品而进行过度执法的情况。这些设定使执法更加精准，也减少了对公民日常活动的不必要干预。
　　此外，轻微罪的行为通常发生在公共场所或影响公共利益，且其规范重心逐渐从抽象的“社会秩序”转向具体的“公共干扰”。在2007年的布鲁克诉警方案中，最高法院否定了以“严重违反有序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或足以引起在场理性公众的愤怒或不安”为依据的旧有标准，明确指出应以行为是否对公共秩序造成实际干扰为裁量基准。

　　轻微罪治理机制

　　（一）轻微罪治理原则
　　新西兰轻微罪治理受到《简易程序治罪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影响，同时受到新西兰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机制的制约。其治理原则概括如下：
　　1.遵循比例原则。新西兰的轻微罪治理遵循比例原则，即执法措施应与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相适应。《简易程序治罪法》主要规制社会危害性较低的行为，因此，执法过程中应避免采取过度干预手段，而应优先考虑罚款、警告或其他非刑罚性措施。轻微罪通常由地方法院审理，程序较为简便，处罚措施相对较轻，一般以罚款为主，仅部分罪行涉及短期监禁，且最多仅6个月。例如，该法第3条规定的“扰乱秩序行为”和第4条规定的“冒犯性行为或语言”均可处以罚款，而非直接判处监禁。这种处罚方式表明，轻微罪的治理核心在于威慑与纠正，而非惩罚性制裁。
　　2.强调合法性和程序公正性。根据新西兰最高法院的判例，执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在程序上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例如，《简易程序治罪法》第39条明确赋予警察在特定情况下无须事先申请逮捕令的权力，以便迅速处理违法行为。然而，这种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限制，警察必须在合理怀疑犯罪发生的情况下才能行使逮捕权，并确保执法行为符合《新西兰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又如，在2004年霍普金森诉警方案（Hopkinson v Police）中，法院明确指出，轻微罪的适用不能成为压制和平抗议的工具，而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和法律框架。这表明，尽管警方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法院仍然可以通过司法审查来防止过度执法或歧视性执法。
　　3.遵循公共秩序优先原则。《简易程序治罪法》制定目的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因此，治理行为需基于公共利益考量。例如在涉及公共场所的轻微犯罪时，警察首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而非单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第5条规定的“非法集会罪”为例，该条款在法律适用中较具弹性，允许警方根据具体情境评估是否需要干预。然而，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极易带来了执法尺度不一的问题。

　　（二）轻微罪治理执法程序
　　1.初步处置阶段。轻微罪的执法程序通常由警察或其他执法机构启动。当执法人员观察到或接到关于轻微罪行为报告时，即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初步措施包括口头警告、现场罚款或正式起诉。该阶段强调快速干预，但禁止滥用强制措施。
　　实践中，针对轻微罪的调查及证据收集通常也从这一阶段开始。执法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搜查与监控法》《证据法》的规定。前者规范了执法机构在搜查和监控活动中的权限和程序，确保执法活动在合法框架内进行，防止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后者则对证据的可采性、证人资格以及证据的提出和审查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确保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维护被告人的权利。同时，《新西兰权利法案》规定在逮捕时应立即告知当事人被捕原因、保持沉默的权利及获得法律咨询的途径，防止程序瑕疵导致证据被排除。
　　2.非正式处理方式。新西兰的司法体系秉持修复性司法理念，鼓励对轻微罪行采用非正式处理方式，以减少司法资源的占用，并促进轻微罪者的改正。在新西兰毛利人聚居区，传统的“家庭会议”“社区司法”等刑事和解方式被用于处理轻微罪行。
　　青少年犯罪者也是新西兰修复性司法重点救助的对象之一。该国在1989年《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法》中，引入家庭团体会议模式，也即犯罪者、其家庭、受害者及相关专业人士等到场，共同商讨和解决问题。在大多数案件中，若14至17岁的少年犯被警察逮捕或指控，就可以适用非正式程序。
　　3.正式起诉与审判。某些情况下，执法人员可能决定对轻微罪行进行正式起诉。此时，案件将提交地方法院审理。对于这类犯罪，新西兰一般采取成本低、效率高的法官独任制审判方式，省略陪审团审判程序。在量刑方面，法院会根据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判处相应的处罚。常见的处罚方式包括罚款、社区服务令或短期监禁。对于轻微犯罪，待期届满后，一般由司法机关自动封存犯罪记录，无须自行申请。
　　4.上诉与复审。针对轻微罪行的上诉与复审程序，法律为被告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途径。根据新西兰《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若对地方法院的判决不服，有权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可针对定罪、量刑或其他特定裁决，具体程序因上诉类型而有所不同，旨在确保上诉程序的公平性和效率，同时为被告人提供明确的救济途径。

　　（三）轻微罪治理的创新实践
　　1.社区参与式治理。20世纪70年代末，警方将“邻里守望”这一犯罪预防理念引入新西兰，并通过制度化设计将多元社区主体嵌入轻微罪治理网络，逐步构建起涵盖政府机构、志愿组织与本土力量的联防联控机制。
　　“邻里互助”是在“邻里守望”基础上发起全国性社区主导运动，该组织与新西兰警方、消防应急部门、国防民事部门、红十字会等密切合作。在执法机构协助下，依靠社区居民以及组织的联动，及时发现和报告可疑人、事、物，从而增强社区韧性，降低犯罪率。“新西兰社区巡逻队”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全国性组织，拥有超5000名志愿者及170个附属巡逻队。志愿者经过培训，充当警方的“眼睛和耳朵”，在社区中巡逻，报告可疑活动，协助处理紧急事件。“毛利警卫队”在维护毛利社区的秩序、安全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参与社区巡逻、处理纠纷等工作。
　　2.青少年犯罪管控。青少年轻微犯罪被视为影响新西兰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2014年，约43%的青少年犯罪者通过警察青年援助组织的替代措施（如书面道歉、社区服务、赔偿和咨询）得到处理，21%的犯罪者受到正式警告或训诫。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青少年犯罪案件被视为轻微犯罪行为，未进入正式司法程序。另外，此类群体常利用“初犯豁免”条款反复实施商店盗窃、毁损公物等轻微犯罪，形成“犯罪——轻罚——再犯罪”的循环。
　　为解决这一问题，新西兰构建了预防与恢复并重的治理体系。政府推出《青少年犯罪行动计划》（简称YCAP），通过多部门协作和社区参与，减少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行动计划”强调通过早期干预及促进社会再融入：一方面，设立警方青少年援助部门、青少年犯罪风险筛查工具，及早识别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并提供有针对性的辅导与支持。另一方面，推出过渡服务，帮助犯罪青少年获得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防止因缺乏社会支持而重回犯罪道路；同时，设立青少年保释和社区监管计划，鼓励其在社区监管下完成改造，而非直接送入少年监狱，从而降低与其他犯罪分子的接触风险。

　　挑战与未来发展

　　（一）现行轻微罪治理面临的挑战
　　1.新型社会问题的法律滞后性。新西兰《简易程序治罪法》自颁布以来，虽然在传统公共秩序和财产犯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法律框架在应对新兴社会问题时逐渐显露出滞后性。该法案仍以传统物理场所为基础，未能适应网络空间的治理需求。数字技术的普及催生了网络犯罪、网络欺凌等新型违法行为，但现行法律对于这类犯罪的界定较为模糊。1981年《简易程序治罪法》主要针对实体空间中的犯罪行为，而对于社交媒体上的骚扰、网络诈骗、恶意散布虚假信息等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款。虽然新西兰近年来在《刑法》《隐私法》中有所调整，但在轻微罪层面的立法更新仍然滞后，导致执法机关在应对数字化环境下的犯罪时缺乏有效工具。
　　2.轻微罪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争议。由于轻微罪通常涉及社会治安案件，执法人员需要在不同情境下决定是否介入以及采取何种处理方式。然而，执法标准的灵活性也带来了地区性差异。例如有报道指出，奥克兰地区的入室盗窃案件破案率普遍低于10%，部分地区甚至低至7.5%。尽管这一数据表面上反映的是执法成效，但背后也体现出各地警察在案件立案、侦查投入及追责标准上的实际落差。这种落差导致公众对警方的信任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者的侥幸心理。此外，轻微罪还面临社会群体间的执法差异问题。执法人员的个人判断、社会偏见等可能会影响轻微罪的处置措施选择，尤其是对于毛利人等少数族裔最为明显。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警察更倾向于怀疑毛利人犯罪，近一半的人认为当看到毛利人驾驶“豪车”时，警察更有可能查询车辆登记信息。
　　3.轻处罚政策导致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近年来，新西兰青少年犯罪案件频发，驾车撞店抢劫、汽车盗窃、高速飙车兜风以及明目张胆的商店行窃等行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7月，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称2017年至2022年间，驾车撞店抢劫案件增加了400%，被捕人员中有76%年龄在18岁以下，警方仅对37%的案件采取了执法行动。还有部分青少年为寻求刺激而实施轻微犯罪，事后往往会逃避警方追捕，甚至故意嘲弄警察，并在社交媒体上直播其犯罪行为。

　　（二）轻微罪治理的未来展望
　　1.完善法律体系，填补制度漏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形式的多样化，新西兰现行法律在治理轻微犯罪时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为此，需对《简易程序治罪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订，明确界定新型轻微犯罪的范围和处罚标准。特别是针对网络犯罪、仇恨言论等新兴犯罪行为，应当增设专门条款，以确保法律的前瞻性和有效性。此外，需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完善修复司法机制，为轻微犯罪者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减少再犯率。
　　2.强化执法透明度与公正性。执法过程的透明和公正是公众信任司法体系的基石。为此，需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确保执法人员在处理轻微犯罪时遵循统一的标准，避免因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不公正现象。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执法决策的科学性和一致性，减少人为偏见。同时，设立独立的投诉渠道，方便公众对执法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和反馈，从而提升执法机构的公信力。
　　3.优化青少年犯罪治理体系。青少年犯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新西兰在教育体系中增加法治教育的内容，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对于初犯和轻微犯罪的青少年，可采用社区服务、心理辅导等非监禁措施，帮助他们重返正轨。同时，完善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联动机制，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预防犯罪的发生。此外，立法需强化对青少年犯罪分级处置的精细化设计。■
　　
　　【作者简介】张承先，男，江西余干人，南昌铁路公安局教育训练中心副主任，美国佐治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江西警察学院公共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省刑法学会理事，江西省证据法学会常务理事，2016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中央国家机关法治人物”，研究方向：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公安管理、公安教育。
　　金佳雯，女，江西南昌人，上海公安学院反恐与警务实战指挥系助教，研究方向：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反恐、公安教育。
　　朱俊屹，男，江西南昌人，江西警察学院网络安全学生，研究方向：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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