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颖
　　
　　在日本，犯罪嫌疑人一旦受到指控，几乎难逃被定罪的命运。高达99%以上的一审有罪率曾令日本人引以为豪，认为是日本警察和检察官侦查能力世界第一的证明。但就是在以司法严密、精确自诩的“樱花之国”，近年来却屡屡曝出无辜者招供“罪行”、身陷囹圄的奇特冤情。

　　无辜囚徒

　　2015年10月26日，日本和歌山市，天空一碧如洗，51岁的青木惠子走出监狱。她对在狱外等候她的人们说：“我能听到女儿在天上对我说‘妈妈，我真为你高兴’。” 这天，她特意穿了件淡黄色衣服——这是女儿最喜欢的颜色。1995年，她11岁的女儿死于火灾。惨剧发生后，青木惠子还沉浸在痛失爱女的悲伤中，就和同居男子朴龙皓一起被列为放火烧死女儿以窃取巨额保险金的嫌疑人。在日本警方和检察方胁迫下，二人“招供”了合谋放火杀人的经过。尽管他们后来在法庭上翻供、官司打到日本最高法院，二人最终还是被判处无期徒刑。20年来，二人不断申诉。2011年，他们的律师团按照朴龙皓的“供词”进行了模拟实验，发现放火者本人根本无法逃离火海，推测大火可能由车库内车辆漏油引起。检察机关也做了模拟实验，未能推翻律师团的结论。此外，二人当时经济宽裕，缺乏贪财杀人的动机。为此，大阪高级法院决定重审此案，并正式释放了蒙冤20年的二人。
　　青木惠子他们还算不上含冤屈招后坐牢最久的日本人。2014年3月，正是日本樱花烂漫的季节。“全球服刑最久的死囚”袴田岩走出困守了48年的囚牢。入狱前，他曾是英俊勇武的职业拳击手，出狱时他已是腰背伛偻的78岁老人。1966年，袴田岩因涉嫌日本静冈一起灭门血案而被捕，并在被捕后第20天“坦白交代”。但在法院宣判死刑时，他却流着泪说：“我没有杀人。” 其实，在案审过程中审判长就发现此案疑点重重反对判处袴田岩有罪，但由于孤掌难鸣，最终只能违心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近半个世纪后，日本静冈县地方法院对该案展开重审，裁定调查人员当年有可能故意罗织“罪证”，DNA鉴定结果表明，所谓“犯案时所穿衣物”与袴田岩无关，继续关押袴田岩是对正义无法忍受的侵害。
　　菅家利和也是在违心招供后走过一条漫长的伸冤之路。1990年5月，日本枥木县足利市一名四岁女孩失踪。次日，尸体被人发现，身上有被猥亵的痕迹。该市幼儿园司机菅家利和成为嫌疑人并遭逮捕。菅家利和回忆称，当时警察告诉他：“我们有证据了，你就是罪犯。”还催促他快点讲出来就可以好过。菅家利和起初拒不承认，但警察轮番折磨他，不光打他、踢他，还拉他的头发在房间里拖着走。警方的恐吓、威胁加上疲劳战术，最终迫使他在自供材料上签下名字。1993年7月，菅家利和被判无期徒刑。此后他不断上诉，2008年年末，东京高等法院决定再次进行DNA检测，最终认定当初的检测有误，留在小女孩内衣上的体液并非他的。在监狱里待了近20年的菅家利和这才洗脱罪名。

　　招供背后

　　一件件匪夷所思的冤案揭示了日本司法制度的弊病。这些弊病也展现在依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日本电影学院奖获奖影片《正义之裁》中。片中男主角被误认为是在地铁上摸女生的色狼，尽管他坚称自己无辜，可警方根本不听他申辩，一再让他招供。连律师也劝他认罪。因为只要承认、交完罚款就能尽早脱身，否认罪行则会被拘留。一旦遭到起诉，在日本如此高的定罪率下，被无罪开释的可能性极小。
　　做过法官的日本律师秋山贤三说：“在日本司法传统中，嫌疑人的招供被视为证据之王。尤其是在遇到大要案件时，即便嫌疑人拒不认罪，办案人员也会千方百计迫使其招认。”东京天普大学教授杰夫·金斯顿说：“只要取得嫌疑人的招供，法庭一般会判他们有罪。”
　　曾任日本厚生劳动省局长的村木厚子认为，过分重视和依赖供述材料是日本司法的最大弊病。这导致检察官不惜代价获取他们想要的口供。身为政府高官的村木厚子也曾深受冤狱之害。2009年6月，她遭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抓捕，理由是她让下属发放伪造的残障团体证明书，帮助企业冒用邮费优惠政策。检察厅随后起诉村木厚子。在法庭上，她的下属承认自己受检察官诱导，编造了村木厚子涉案的虚假供述。此外，检察官篡改该案重要物证的事也被曝光。2010年9月，村木厚子被宣告无罪。
　　有25年警龄的前侦探小林嘉树认为，日本警方侧重口供主要因为“二战”后警方调查权限被收紧。别国警方可采取卧底行动、窃听手段或通过辩诉交易取得突破。由于日本警察“二战”前滥用职权，战后很多权力都被收回，导致警方把心思全用在了取得招供上。
　　按照日本法律，对未被起诉的嫌疑人，警方最长可拘留23天。在这段时间内，嫌疑人几乎与外界隔绝，连续不断地遭受审讯。这种做法一直以来备受联合国、大赦国际等国际机构批评。村木厚子说：“我被审讯了20天，还有人被拘长达40天，甚至60天。因为办案人员把一个指控分成了两到三个指控。很多人都扛不过来。他们担心要是不认罪，就可能被永远羁押，于是只好屈从，在自己并不同意的招供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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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