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是一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
　　出国留学前，需要到公证部门办理出生公证、无犯罪记录公证、婚姻状况公证等；继承遗产时，需要办理遗产公证。
　　仅是2016年，全国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事项1399万件，业务收入47亿元。截至2016年底，共有公证员13145名，在公证处工作的其他人员，包括公证员助理和行政后勤人员，共18233名。
　　在这样一个并不算庞大繁冗的行业内，行业改革已进行了17年，但始终难以推进。这其中的原因，有司法部门不愿意放权，也有公证机构自身“既要帽子、又要票子”的诉求。
　　2017年7月，《关于推进公证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工作的意见》出台，强势要求推进公证体制改革。司法部部长张军更是在讲话中指出，到今年年底前，行政体制公证处转制为事业编制公证处都要改革到位。

　　折中方案

　　中国引入公证制度是在20世纪初。1946年，位于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市人民法院，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公证业务。此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人民法院相继设立了公证处。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颁布，里面谈到，公证工作由市人民法院和县级人民法院办理。
　　然而，到50年代末期，因“左”的影响，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公证处也逐渐消亡。
　　1979年，司法部新设，公证工作的恢复由司法部主导。1980年2月，司法部颁发《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两年后，国务院制定了《公证暂行条例》。自公证制度被引入中国，这是首次明确规定公证机构隶属于行政体系，公证员属于公务员。
　　学者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谈到这个条例承袭了原苏联体制，公证体制完全行政化。
　　20世纪90年代，学界和实务界数次讨论了行政化的公证体制，批判声音不少。司法部研究员庄春英认为，这样的公证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符，公证行业的准入标准比较低，程序不规范，不符合法律职业化的标准和要求。
　　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副司长施汉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一证难求”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公证状况。
　　施汉生说，当时，主管部门已经看到了行政体制内公证处的大量弊病，且意识到市场经济情况下，公证处应该是中介，是法律服务机构，应该推向市场，走改革之路。
　　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司法部党组“三讲”整改方案中，都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大公证工作改革力度，抓紧制定公证工作整体改革方案，并尽早报国务院审议，同时着手进行合伙制、合作制公证处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探索总结经验”的要求。
　　2000年1月，司法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一至二家合作制公证处试点。所谓合作制公证处，就是由公证员（合作人）自愿组合，共同参与，公证处的财产由合作人共有。合作制公证处可以新建，也可以在原有公证处的基础上改组，一般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在财政方面，合作制公证处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纳税，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实行效益浮动工资制。
　　通知还明确指出，设立合作制公证处必须有3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而且有三名以上公证员作为发起人。发起人必须具有法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如果发起人是执业五年以上的公证员，其中至少要有两名三级公证员。其他公证员均为合作人，合作人必须具有法律大专以上的学历。
　　可以说，合作制公证处的试点，有望一改过去行政体制内公证处的弊端。按劳分配、效益浮动工资等制度，都有利于调动公证员的积极性。
　　各省区市试点的准备工作尚在进行，2000年7月底，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出炉。与之前提出的合作制公证处的设想不同，这份方案没有选择“大破大立”的思路。
　　方案提出，现有行政体制的公证处要尽快改为事业体制，改制的公证处应成为执行国家公证职能、自主开展业务、独立承担责任、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的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法人。今后不再审批设立行政体制的公证机构。
　　方案还提出，在改革过渡期内，偏远、贫困地区及近三年人均业务收入不足三万元的公证机构，可以暂时保持原行政体制不变，但应按事业单位的模式管理和运行。
　　为了保障改革的进行，该方案要求，人事、编制、财政、税务等部门也应该根据改革的实际需要，及时核拨公证机构的编制和经费，给予适当的财税优惠政策。
　　对改制及新建的公证处的财税办法，由有关部门另行制定。这其中，实行经费全部自理的公证处可以实行效益工资。
　　原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这个“折中方案”称为当时不得已的“现实选择”。因市场还比较混乱，公证处无法一下子就放开市场，成为个人合伙制的单位，但也不可能倒退，因此，只能选择事业编制。
　　虽然折中，但全国范围内的公证体制改革仍然开始了。用施汉生的话说，这个改革方案总结起来就八个字：自律机制、市场规律。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7.32 徐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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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