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草未央

　　刘英1981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武汉市， 2002年从湖北警官学院毕业后毅然离开生活了21年的家乡，来到浙江新昌——一个偏远的山城，成为了当地的一名人民警察,一干就是11年。2013年2月，刘英从新昌县公安局调至越城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2009年11月底，浙江省公安厅下发了《关于做好组建赴利比里亚维和警队报名推荐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经过层层甄选，刘英顺利成为浙江省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维和警队的18名成员中的一员。在经过为期半年的艰苦训练后，2010年6月，刘英抛下刚满三岁的女儿，随同维和警队远赴西非利比里亚任务区开始执行维和任务。

　　环境的恶劣让人无法想象

　　利比里亚整个国家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乏力，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社会问题复杂，枪支泛滥，社会治安状况很差。任务区局势更是混乱动荡，恶性案件高发，工作中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如果赶上雨季，暴雨狂泻，山洪泛滥，会给生活和出行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
　　对维和警队生活的苦，刘英早有心理准备，但一到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她还是吓了一跳。
　　“一路上除了看到几幢联合国的建筑稍微高大一点，基本上就没有超过两层楼的房子，而且建筑斑驳破旧，东倒西歪，水泥房都很少看到，很多都是铁皮房，似乎还可以看见战争留下的影子。整个城市建设没有任何一点规划，路面坑坑洼洼，没有公交车，路上只能看到一些破旧不堪的出租车，有的连车牌都没有。”
　　“这里总归是首都，条件还好点，如果到蒙罗维亚的郊区，那里几乎都是茅草棚子，人们就住在里面，整片整片没有电，一到晚上，就仿佛置身于非洲原始丛林。”当地同事这样告诉刘英。
　　在利比里亚，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食物更是极度匮乏，生活、生产必需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或外援。
　　“当地流传一句话：吃饭靠上树，睡觉一块布，万事靠援助。整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市政建设，没有电网，没有自来水供应，只能靠发电机供电、饮用井水。但水源全部被污染，我们不敢饮用。维和警察喝的水，主要靠联合国供应的矿泉水，一般领一次，要用一个星期。即便水够喝，我们也不敢轻易多饮水，因为工作时间多奔波在路上，并且很多警局没有卫生间。”
　　刘英说，那里连大白菜都是进口的，一株普通的白菜在超市要卖到九美元，因此平时只能服用维生素C来维持身体营养平衡。
　　“一次偶然的机会，队长郦树龙在巡逻时发现一个卖冻猪肘的地方，自那以后，炖猪肘成了我们的上等美味。每每喝到队长亲自为大家炖的猪肘汤，我们就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美餐。”
　　“毕竟在那4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的饮食基本上只能以填饱肚子为原则，不可能讲求营养和味道。有一次稍不留心，我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导致胃肠道发炎，继而低烧，持续了一星期。”刘英说，由于气候和环境恶劣，蚊子、苍蝇、蜥蜴、壁虎猖獗，加上任务区医疗条件很有限，如果不幸染上了疟疾，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尽管大家加倍注意，疾病还是找上了门。一次，队员林笃管被蚊子叮咬后，患了疟疾。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不是高烧就是低烧，全身发颤，曾有整整两天时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所幸后来治疗及时，化险为夷。
　　“听说以前有一名中国去的专家，就因为这个病，再也没有回来。”刘英很是惋惜地说。

　　维和的使命高于一切

　　到达任务区后，刘英被分配到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第七警局工作，辖区距离首都30公里，工作内容包括监督、指导辖区内的当地警察执法办案，监管是否存在超期羁押或其他违法违规执法情况，检查他们日常工作台账的记录情况，为他们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创新完善他们的警务模式和机制，还要负责辖区巡逻，赶赴各类武装抢劫、暴力抢夺、凶杀案件现场，等等。
　　“我的辖区位于城郊接合处，暗藏着很多内战遗留下来的枪支，暴力案件频发，包括武装抢劫、暴乱等。而坐落在原始丛林中的警局，设施十分简陋，只是将一间较大的平房隔成若干小间，包括接待室、拘留室、警长办公室等，断水断电，夜里就靠一盏煤油灯点亮。”
　　这个在城市长大的“80后”女孩，一开始最担心的还是夜班执勤。“当地治安环境较差，晚上是刑事案件的高发期，而我经常要在晚上开车到郊区，也就是一大片原始丛林里，进行夜间巡逻。”事实上，刘英很快就通过了各种危险任务的考验，还经常到一些很血腥的犯罪现场去处理案件。
　　本着中国维和警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刘英迅速和当地警察建立彼此信任和友好的关系，把中国国内的先进警务工作经验和他们一起分享，同时帮助他们规范执法，加强法律宣传，全力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警长还采纳刘英的建议，专门任命社区警察，由她指导定期召开社区会议，加强社区间的沟通与协作，并增派人手开展交替巡逻，使辖区各类案件的发案率直线下降。
　　不久，刘英就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联合国驻利比里亚总部工作。
　　令外国同事刮目相看的是，这个看上去很瘦小的中国女警察，竟不满足于相对舒适的办公室工作，通过竞争上岗到了联合国机动车辆管理办公室，负责整个民事警察系统200余辆车的维护、调配等。
　　“利比里亚的道路基础设施严重落后，道路状况十分糟糕，对车子的性能要求很高，而且崎岖不平的路面对车辆的损耗也十分严重，联合国每年要为车换离合器踏板花掉一大笔钱。”刘英说。
　　为了确保车辆正常投入到工作中，也为了保证各国维和警察的用车安全，白天刘英和同事认真做好每一辆车辆的保养维护，仔细检查每一辆车的性能状况，晚上认真学习车辆基础理论知识。在这个岗位上，她从不搞女性特殊化，和男同事一样检查接收车辆，经常能在车间看到她与技术人员进行协调，检查了多少次车辆，跑了多少趟车间，她自己也不清楚了。
　　当时正值联合国民事警察车辆制度大变革和调配，任务区一大批旧车被报废，添置了一批新车，数据库急待更新。刘英利用电脑知识，整个更新了联合国民事警察车辆数据库，并添加了更加合理化人性化的设计元素，使得民事警察数据库操作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由于她对工作的耐心、热情，博得了同事和外国同行的称赞。很多人见到她值班，都会说一句：“Chinese lady，good.”（中国女警，好样的。）

　　和平勋章的意义不仅仅是荣誉

　　维和任务完成回来前，刘英胸前多了一枚勋章——联合国秘书长特使、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领导授予的“和平勋章”，这个荣誉是对她这一年多出色工作的肯定与褒奖。
　　 提到这次维和经历的最大感悟，刘英说：“和平最宝贵。在利比里亚，我去过很多恶性案件现场，看到很多尸体无人认领，因为认领需要交钱。在那里，生命似乎变得很轻很轻，年幼的宝宝因为很小的疾病夭折，更多的成年人则因暴徒的武装抢劫、恶劣的交通状况而轻易送命。”
　　利比里亚曾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因十多年内战，导致社会动荡，治安混乱，倒退成为非洲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内战夺去了上万人的生命，造成数十万平民流离失所。如今偶尔还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或局部冲突，和平基础十分脆弱。
　　在刘英工作的警局旁边有一户人家，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托尼的小男孩，比刘英女儿大一岁。每次看到托尼，刘英总会想起自己的女儿，会拿出糖分给托尼和其他孩子，那些孩子拿了糖，迫不及待地塞到嘴里，然后就会冲着刘英笑。
　　“同样是孩子，同样是童年，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这个贫穷的国度，穷苦的人们艰难地度日。同样是人类，同样是生存，彼此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他们也许不知道生存于他们是何意义。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而且有权利过上幸福的日子！”
　　刘英说，在利比里亚的400多天，一切的一切，都让她为自己能生长在中国感到幸福和自豪，同时也对“和平”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没有和平，经济就无法发展，人民就无法安居，幸福生活更无从谈起。
　　刘英的手机壳外贴着一张全家福，有些泛黄。照片中，四岁的女儿天真烂漫。同样身为警察的丈夫，绍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大队长熊建，是一个追逃能手。“我在国内从事出入境管理工作，这次维和经历，也使我更加理解支持丈夫的工作。”刘英笑着说。
　　维和期间，刘英和队友们不仅尽心工作，希望能带给当地人民更多的安宁，还经常帮助利比里亚人民，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能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他们曾自发筹款7000美元建新警局；为当地警察捐赠2000余件雨衣和7台笔记本电脑；为孤儿院和小学的孩子们捐赠学习与生活用品……
　　“当地群众对中国人都特别友好，说中国人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正是刘英他们这些为利比里亚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们用实际行动增进了中利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

　　洗尽铅华，立足平凡岗位踏实工作

　　泪水、思念、痛苦、拼搏、努力、奋斗、收获、喜悦等各种生活滋味构成了刘英在任务区的400多个日日夜夜。此次的维和经历是她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任务区动荡不堪的社会环境让她更加珍惜祖国的和平安宁，任务区匮乏不济的物资供应让她更珍惜祖国的物产丰富，任务区艰苦的工作环境让她更加热爱国内的公安工作。回国后，祖国给了她很多荣誉，荣立“一等功”，被评为“浙江省优秀人民警察”“绍兴十大杰出青年”。洗尽铅华见真淳，一圈圈光环下笼罩的是她更加坚实和饱满的心。
　　回国后，刘英继续从事基层出入境管理工作。
　　她和同事们每天提前五分钟到岗到位接待群众，把微笑渗透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努力为群众营造舒适温馨的办证环境。刘英说：“只要我们民警心里装着群众，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让他们感受到这份情怀，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因为感情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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