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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Combat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in India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22/8/3 15: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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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何晖  王凌林

  拐卖妇女儿童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最容易对社会发展造成影响的犯罪行为。位于南亚的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与多个亚洲国家相连,也是中国的近邻,其人口众多,位列世界第二位。印度便捷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口资源,加之贫富差距巨大和传统文化影响,导致其拐卖妇女和儿童的犯罪数量居高不下,成为世界上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较多的国家之一。
  印度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现状

  据估计,每年印度被贩运人口的数量高达数百万人,且规模在逐年扩大,其中妇女儿童占有很大的比重。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对人身权利的一种暴力践踏,给被拐家庭带来了严重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其危害仅次于毒品贩运和军火走私。近年来,印度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日渐呈现出犯罪方式多样化、犯罪手段暴力化、作案目的多元化、犯罪形式组织化、作案范围跨国化的特点,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安全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一)犯罪方式多样化
  在印度,拐卖妇女儿童表现为拐骗、偷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等行为,对于儿童拐卖还有借收养名义进行拐卖的犯罪。这些犯罪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女性或者早早离家工作的穷人家庭的儿童,成为拐卖犯罪的主要对象。犯罪分子以高薪工作招聘、婚姻中介为诱饵,通过各种诱骗、偷盗等隐蔽性较高的方式,获取被拐者的信任,进行下一步的犯罪活动,当被拐者意识到受害时为时已晚。

  (二)犯罪手段暴力化
  印度被拐卖妇女儿童遭遇之惨,令人触目惊心。犯罪手段通常是用酒将人灌醉,或者用蒙汗药将人大脑中枢神经麻醉,被害人丧失知觉后,被犯罪分子轻而易举贩卖。近年来其犯罪手段逐渐暴力化,除了绑架、强抢、强奸等低劣的暴力手段外,还有使用非常残忍的方式获取儿童的身体器官进行牟利,甚至通过限制被拐者的人身自由来达到目的。

  (三)作案目的多元化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的数据,2021年印度政府的反人口贩卖部门登记的约1714 起人口贩运案件中,贩卖人口的目的包括强迫劳动、性剥削、强迫卖淫、家庭奴役、强迫结婚、轻罪、儿童色情、乞讨、贩毒、器官摘取及其他原因,其中以卖淫为目的的性剥削、强迫劳动和家庭奴役占较大比重。

  (四)犯罪形式组织化
  印度拐卖人口犯罪从以前的分散化、个别化演变为拐、运、卖、买分工合作,多为有组织的团伙作案。犯罪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牟取暴利后分赃,完整的作案流程让犯罪行为更加普遍,给被拐卖妇女儿童及其家庭造成极大痛苦,对妇女儿童基本人权和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

  (五)作案范围跨区域化
  由于犯罪作案的组织团伙化,人贩子可以方便地带领被拐卖人口在各地区之间移动。一些周边国家,比如尼泊尔,都受到了印度妇女儿童拐卖犯罪的严重影响。人贩子利用当地发生的自然灾害,诱骗贫穷农村受灾的少女,假装志愿者帮助她们寻找家人,协助灾后稳定,但其实直接把女孩们拐卖到了印度的红灯区。据新闻报道,每年约有1.2万的尼泊尔女性被拐卖到印度。除了国内及周边区域拐卖人口犯罪,印度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范围涉及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区,每年有超过数万人被秘密贩卖。犯罪分子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通过偷渡或其他方式入境到其他国家,然后由本土国的同伙负责寻找买家,进行转卖。因受害人大多不懂被拐地方的语言,为了生存下去,甚至因为思念家乡,期望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她们只能听从人贩子摆布,被迫从事各种盈利活动或被卖为人妻,使拐卖犯罪形成了广泛的跨国拐卖网络。

  印度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主要措施

  日益严峻的妇女儿童拐卖问题使印度被媒体称为“反面典型中的典型”。出于政治统治、社会安定、平息民愤以及国际形象的需要,近几年,印度实施了一系列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措施,以期减少妇女儿童贩卖案件。

  (一)开展培训活动,提高防拐意识
  为了遏制拐卖妇女儿童事件的高发,针对印度浓厚的“重男轻女”的封建陋习和妇女儿童自身保护意识的不足,印度政府相关部门大力加强社会培训,提高民众的防范意识。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警察部门(CID)对1100 名“妇女和儿童之友”(FFWC)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志愿者们关于妇女儿童保护的法律意识,传播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知识,并使其成为警察的“耳目”,防止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在古吉拉特邦警察局局长的带领下,这些志愿者们协助处理了大量关于妇女儿童犯罪、人口贩运和儿童失踪的案件。这一志愿培训活动,增强了人们的防拐意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加强了妇女儿童的权利保障。

  (二)采用信息识别技术,加强被拐人员搜救
  2018年,新德里的执法机构开始推广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寻找被拐卖妇女儿童,同时还有包括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旁遮普邦(Punjab)在内的其他几个邦也将其用于维护大型活动秩序和打击犯罪活动。为了提升寻人效率和准确度,印度依靠在计算机视觉技术领域多年的积累,迭代人脸检索技术,增强人脸识别能力,以协助警方在海量的人脸数据中快速对比、锁定、匹配出可能的失踪人口,在短时间内便可完成大量人脸检索。这一信息识别技术大大提高了被拐人口匹配的精准度和效率,为警方搜救被拐人口减轻压力,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但由于印度整体经济低迷导致财政预算在相关投入上的捉襟见肘、人口面部信息数据不全、面部识别技术本身不完善以及技术普及率不足,导致通过人脸信息识别破案准确性及效率较低。同时,这一技术的普及还需要大幅提升警务效率,并需要保护公民的隐私,印度在实现建立国家面部识别数据库的过程中将迎接更大的挑战。

  (三)创立救助生态系统,遏制拐卖源头
  据印度《先锋报》报道,2021年3月19日,印度创立反人口贩运(AHT)生态系统,不仅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幸存者视为受害者,而且强调为被拐者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使得到解救后幸存下来的被拐者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同时发挥他们在自身权益保障上的合作和对犯罪分子罪行的揭发和指控,以提升利益相关者在整个AHT生态系统中的能力和参与度。该救助生态系统肯定了被拐卖人员的价值,提出对其高度关注,切实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为应对贩运者不断扩大的犯罪网络及具有多司法管辖区活动的复杂犯罪组织,该系统致力于不断扩大范围和合作网络,不仅加强地方当局相关部门的协同,而且相关协作和协调工作扩大到全国范围,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与帮助。此外,该救助系统加强创建公共数据存储库,不断完善跟踪系统,以期达到防止人口贩卖罪行再次发生的目的。由于救助生态系统在初始阶段缺乏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缺乏强有力的跟踪机制,加之整个生态系统在范围、规模上缺乏指导救援行动的标准程序、缺乏现场工作人员的后勤和安全预防措施,以及存在的相关信息不对称、警察受贿腐败等问题,导致救援队和获救幸存者都处于危险之中。

  (四)签署国际协议,打击跨国拐卖
  面对日益严峻的跨国妇女儿童拐卖案件,近年来印度加强与多个国家的合作,签署反对人口贩卖的协议,旨在减少印度妇女儿童拐卖的跨国交易。据《环球网》报道,印度已经与孟加拉国签署了一份关于打击人口贩运的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两国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确保快速调查和起诉人口贩卖者和犯罪集团。同时,双方还将加强边界检查,追踪贩卖者,更加有效地救援和重新安置受害者。印度内政部联合秘书库马尔·阿洛克在一次关于打击人口贩运的会议上表示,希望与其他国家签署类似的协议,并将与尼泊尔和阿联酋举行谈判,希望通过合作抑制人口贩运活动,加强受害者救援和回国工作。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出入境政策放宽,使得跨境贩卖妇女儿童的难度降低,同时人贩子带领被拐人口快速地在各地区之间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处于国际交通要塞的印度跨国人口拐卖管控的难度,加上各国打击犯罪机制的不同,国家间合作机制发展不足,印度想要用各国合作、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取代制度惰性,弥补信任缺失,任重而道远。

  印度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现实困境

  如前所述,近年来印度重视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印度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背景,使得其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面临多重困境,举步维艰。

  (一)男尊女卑的历史陋习
  作为文明古国,印度有着辉煌璀璨的历史,但在这历史里,也夹杂着大量混乱的宗教以及压制女性的宗教教义,残留着寡妇殉夫制、童婚制、嫁妆之累等浓厚的“男尊女卑”的封建陋习。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家庭为减轻负担让女童出嫁。据《印度时报》报道,仅2021年政府就处理了童婚事件5584起,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60%。这些封建恶俗长远影响,造成了印度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相应的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行也就屡见不鲜了。

  (二)萎靡不振的经济现状
  近年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经济造成很大影响,经济现状的萎靡萧条成为印度社会暴力与犯罪的催化剂。在印度这样一个13.7亿人口的国家中,约有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成了犯罪的最大触发点,导致很多穷人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使更多的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缺失,人口素质整体较低,女性被当成物品,很多人认为女性只是供男性“玩乐的工具”,甚至女孩一出生就被认定为“赔钱货”。正如女权组织Sayfty创办人舒如提·卡普(Shruti Kapoor)所言,“印度是一个父权社会,女性通常被视为二等公民”。根据环球网报道,即便在疫情消退之后,印度仍然会成为经济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印度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拐卖妇女儿童便成为印度某些不法分子的赚钱谋生之道,导致印度人口贩卖的违法犯罪活动持续增多。

  (三)歧视女性的社会风气
  印度被称为世界上女性生存最艰难的地方之一。在印度很多地区,由于种姓制度泛滥,女性地位非常低下,只能作为男性附属品。印度很多女性从小被要求屈从,不能反抗男性权威,对她们的身心成长和生活都产生了不良影响。相较于中国93%的女性接受过文化教育,在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不能读和写。即便幸运地接受过教育,90%的女性依旧无法脱离依附男人而去独立生活。同时,印度社会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也使大多数女性只能从事诸如农业或服务业等低技能、低收入的简单劳动,她们不仅在职位上受到歧视,工资报酬上也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现象。相较于男性,大多数印度妇女的工资低得可怜,甚至没有任何收入。一些女性由于缺乏防范意识,再加上对物质和美好生活的渴望,难免被犯罪分子诱导、拐卖或受到其他迫害。

  (四)法律制度不健全
  印度缺乏对妇女儿童权益具有保障的法律,以及遵照相关法律制度的严格执行,这是导致印度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持续发生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印度对于贩卖妇女儿童罪行的法律制裁相对较轻或者不完善。现行的《印度刑法典》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规定了五个罪名,但这些罪名的最高惩罚也仅为“十年监禁和相应罚金”。联合国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Maria Grazia Giammarinaro)等表示,印度必须修改计划出台的打击人口贩运问题的新立法,以确保该法案提出的措施符合国际人权法的标准。因为该法案仅强调从刑法角度解决人口贩运问题,过分强调刑事诉讼,而没有考虑受害者的权利和需要,无法对受害者提供有效保护和适当的康复服务。
  另一方面,在相应的执法过程中,也存在执法不严或者歧视女性的审判,法律制度没有对被贩卖的妇女儿童起到实质性的保护作用。据《印度时报》报道,2022年4月,一名35岁男子涉嫌将16岁的女孩贩运到新德里时被抓住,但警方表示该案件虽然已经有定罪,但并不符合印度反人口贩运法,导致罪犯未受到相应刑罚。此外,印度执法部门的腐败以及在审批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法庭上男性审判者不以女性被强奸或拐卖的事实作为判案的依据,而强调女性的衣着、身份、外出时间等“勾引男性”等方面的考量,导致总体定罪率低下。有一些拐卖案件被定性为绑架,而不是人口拐卖。据报道,印度整体对强奸罪的判罪率只有26%。这样形同虚设的法律制度,不仅无法保障妇女儿童的基本权益,反而助长了犯罪者铤而走险,加重了被拐妇女儿童的脆弱性。■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及政策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A4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晖(1979-),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德州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单位“湘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湘潭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
  王凌林(1998-),女,湖南湘西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责任编辑:古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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